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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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野老》:一首常规的非常规杜诗

野老篱前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

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

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

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


向来认为这是杜诗里极见笔力的一首。


开篇起笔写得是极小、极琐碎的一景:江岸曲折,柴门不正,甚至是不能称为诗的日常一事而已,不像杜甫七律惯用的开篇奇崛的手法。印象里老杜的七律总是先声夺人的,总是一击动人心魄,像“花近高楼伤客心”、“岁暮阴阳催短景”、“风急天高猿啸哀”诸语,蓦然读到这样一首联,是很难想到诗人后面的运笔是什么样的。


有前人以为“柴门不正”隐喻了政治现实,隐喻君位不正,我倒觉得这有些过分解读了。诗人继而写门前江边所见:时值日暮,夕阳中渔人撒网,贾客回船。澄潭返照,如果没有后文,前二联也是一副闲适美丽的秋夕江畔图景。


然而下一联中,诗人陡转笔墨,一笔宕开写到千里外的剑阁,所谓“长路关心”,乃是回忆自己从剑门入蜀之事,并为此而悲。有这么一宕一推开,整首诗的空间层次与时间层次都立即丰富饱满起来了:不再是眼前的一时光景,而是有更辽阔的空间、也有已经逝去的时间。下一句的眼光又突然从远处、过去拉回到近处、当下,琴台是成都名胜,据方志记载在浣花溪北面。漂泊无依的寂寞片云是诗人自喻,他辛勤跋涉入蜀,却又不满足于留蜀,此诗创作于上元元年秋,当是诗人来蜀后不久时,然而此时他就在忧闷地追问:何意傍琴台?他深沉地追溯自己的身世之悲:为什么自己会多年来颠沛流离,辗转千里,到老来背井离乡、只得寄居蜀中?既伤入蜀,又嫌留蜀,可真是无可奈何、满目悲凉了。


蜀地给了杜甫相对安稳的生活和远离战乱的空间,但成都再好,毕竟不是杜甫的象牙塔,他没有忘记无尽的远方和无尽的人们,同时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属于巴蜀这片大地的,与之对应的,他总是想着“回去”,想“何日是归年”,时局略有好转,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便下襄阳向洛阳”。他总是眷恋、怀念着长安和洛阳,怀念着秦地和他的故乡,他始终是以“客”的身份自我定义的,成都的生活尽管再美好,也只是客寄他乡,更别提此时沉重的国事之悲了。我很喜欢杜甫的草堂诗,这些诗里即便有不少轻松欢快的部分,我从中看到热闹蓬勃的春色,看到闲适自由的乡居生活,看到淳朴陶然的人情之美,但它们的底色却往往是悲哀的,并且时不时地、或隐或显地流露出来。


在这样的基础上,杜甫又进一步推进、升华此诗的诗境,继而跳跃到写国事、战事,读到这里读者往往会心里一笑:好像这才是大众印象里的杜甫。


乾元二年秋,洛阳及东边的济、汝、郑、滑四州沦陷,上元元年夏,田神功破史思明于郑州,但诸郡尚未收复,故此诗中诗人有“王师未报收东郡”之语,诗人笔下的空间已经从尚在蜀地的剑阁进一步推开到遥远的东郡去了。杜甫从自己颠沛的身世联想到千疮百孔的国事,这样的家国之悲,在杜甫中后期的作品里比比皆是,这对于诗人来说大概只是自然的思想活动,然而对于作为鉴赏者的后人来说,国事之哀是广泛的,身世之悲是具体的,这恰恰构成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巨大张力。


最后一句收束全诗时,诗人并没有把思维和眼光就此停留在东郡,而是将其又收回到目前当下:念及叛军未平时恰逢成都城吹起号角,这画角声在苍茫的秋色里、在诗人的耳中心中便显得格外悲哀。洪仲针对这句说:“秋生则角声更哀,生字属秋,不属角。”忧思沉郁、气象雄浑,不尽之意全都融入在这一片角声中了。


《杜诗详注》:“至德二年,升成都为南京,故得称城阙。”同年杜甫还有《建都十二韵》,对建都之事颇有微词,诗中直白露骨地讽刺朝廷官员平叛不力、尸位素餐:“衣冠空穰穰,关辅久昏昏。”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画角,往往都是出现在军中作为警报或激励士气所用的,因此这个意象也常常在边塞诗、战争诗里被使用。而成都,无论是作为当时的临时首都还是繁华富庶的都市,似乎本来都不该有画角之声,今既有之,可见成都的紧张氛围,亦见朝廷 局势的危如累卵。这样的信息诗人并不直接写在诗里,只是用城阙画角这样一个情景幽微地悄悄传递出来,更加韵味无穷。


这首诗从琐碎之景入手,层层深入,一直写到广阔的家国大事上去,每一联都加以推进,彼此之间也紧紧咬合,于是此诗的第二、四、六句便成为重要的枢斡之处。如此再回看“贾客船随返照来”一句,便能察觉诗人的格外用意:夕阳西下时,“归”会成为生物的一个共同主题,从“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到“飞鸟相与还”,诗人们往往于此时反复感慨“式微式微,胡不归”的难归之苦俨然成为一个文学传统,杜甫见贾客船回而悲叹自己的不能归乡,诗意连贯自然。江畔日暮时所见之景可能有很多,诗人偏偏挑选出这一幕来写,足见剪裁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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